云南大学很可以代表的一种传统的民族人类学，似乎有一个默认的价值观，即少数民族的文化要尽力保护，尽力传承，仿佛文化的剧烈变迁是不好的，更不要说文化的消亡。
但是我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（这点reflexivity我还是有的）让我不能同意这一默认，于是乎也就不太能与大多数云大派人类学家的学术精神产生共鸣。
自然，文化的消亡就像物种的消亡会降低我们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，由此也就会带来很多弊处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古老、偏远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可逆转地消亡的同时，新的亚文化、支文化也在我们的现代/后现代社会中不断地诞生着。这些应运而生的文化往往比古老的原生态的文化更加radical，更加能够有效地与权力抗争—而不是我们想象的：似乎全世界都被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力量同一化、简单化。全球资本主义同一化的力量越大，各种亚文化反抗的接触点、反抗的策略也就越多。文化的多样性不一定是减少了。
文化在历史的洪流中诞生、发展、繁荣、变异、衰弱、消亡。。。这些都是亘古以来就一直发生着的过程。以保护和传承文化为默认价值观的人类学也会因此而变得无力、无趣。
当然，作为一门学科，我觉得坚守它的一些学术传统还是有好处、有必要的。当今学术界有名气的“现代人类学家”（anthropologists of the contemporary，例如：Paul Rabinow, Aihwa Ong）很多原来受的都是最传统、最严格的人类学训练。他们现在move on了，但有义务让下一代人类学家受到同样好的anthropological pedagogy。这就是为什么剑桥牛津的人类学在doctoral阶段的训练上还有非常大一部分传统的成分。这是好事！云大的传统/经典人类学教育也是非常好的事！但是！常常造成的结果却是很多人类学家自从受了这种训练后，眼界就变窄了。借用邵京博士（南京大学）的话来说就是，这些人类学家只会平视，而做不到俯视和仰视，而这后两种视角才是我们全球化形势下真正有趣、有意义、有关联性（relevant）的分析角度。真正有能力的社会学家/人类学家应当做到能在这些不同的视角中游刃有余地穿梭、切换。
最后，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度，即历史的眼光。这样也就是一个四维的观察框架。（如上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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